明代茶人既然彼此引為同調，他們之間詩文唱酬、以茶會友的活動當然是有的，但他們并未形成有組織的茶人集團，這是為茶人的隱逸性和孤高性所決定的。明•張源《茶錄》(1595年前后)說：“飲茶以客少為貴，客眾則喧，喧則雅趣乏矣。
以前的碾、磨、羅、筅等茶具廢而不用，黑盞亦逐漸失勢;相反，“瑩白如玉”的茶具被認為“可試茶色，最為要用”(明•屠隆《考槃余事》)。紫砂茶具的異軍突起，更引人注目。同時，社會上不同的階層對待飲茶的觀念也產(chǎn)生不同的趨向;可以說，明代出現(xiàn)了兩種不同的茶文化。
1.茶寮文化?！犊紭動嗍隆分姓f：“茶寮，構一斗室，相傍書齋，內置茶具，教一童子專主茶設，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明陸樹聲所撰茶書就叫《茶寮記》。所以明代走向精致化的文入茶藝，可以稱為茶寮文化。
能在茶寮中享受茶中逸趣的主要是士大夫階層中帶有隱逸傾向的人士。他們輕視聲色犬馬，而且相對地不太熱衷于功名利祿。其中特別嗜茶的又稱茶人。明代江南六府(蘇州，松江、常州、嘉興、湖州、杭州)的若干名流成為其骨干，比如杜瓊、徐有貞、吳寬、朱存理、沈周、王鏊、都穆，祝允明、文征明、錢同愛、吳綸、王淶、顧元慶、許次紓、陳繼儒等人。以撮泡法飲茶這件事，在他們手中被推向極致。無論對名茶的品評鑒賞、制茶泡茶的技巧、茶具的設計制作等方面，無不精益求精。并且由于他們具有很高的文化素養(yǎng)，琴棋書畫、焚香博古等活動均與飲茶聯(lián)系在一起，使茶寮籠罩在超凡脫俗的氣氛之中，這和前代是不同的。試看唐代盧令極負盛名的《走筆謝盂諫議寄新茶》詩，形容喝茶時只說一碗如何，兩碗如何，一直數(shù)到七碗，簡直有點為喝茶而喝茶的樣子。宋代講斗茶，講分茶，也未能從茶和喝的圈子里跳出來。只有在明代的茶寮中，才使茶變成一種高雅的生活品位的象征，變成一種恬淡的生活情調的組成部分。
明代茶人既然彼此引為同調，他們之間詩文唱酬、以茶會友的活動當然是有的，但他們并未形成有組織的茶人集團，這是為茶人的隱逸性和孤高性所決定的。明•張源《茶錄》(1595年前后)說：“飲茶以客少為貴，客眾則喧，喧則雅趣乏矣。獨啜日神，二客日勝，三四日趣，五六日泛，七八日施。”持此種主張的茶人追求的是瀟灑自適。在“獨飲日神”的指導思想下，茶寮中的活動縱使不是排他性的，但也不會是群體性的。
2.茶館文化。市井小民進不了文士的茶寮，他們下的是茶館。宋代的汴梁和臨安都有不少茶坊，它們往往還兼營酒飯、說唱等。單純賣茶的茶館到明代才發(fā)達起來，《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說：南京“大小酒樓有六七百痤，茶社有一千余處。”有些茶館泡茶的質量也很高。明•張岱《陶庵夢憶》說：“崇禎癸酉，有好事者開茶館，泉實玉帶，茶實蘭雪。湯以旋煮，無老湯;器以時滌，無穢器。”眾多茶館成為平民休閑的去處。特別是由于撮泡法簡單易行，所以坐茶館是一種低消費的普通消遣。清代廣州有許多茶館叫“二厘館”，即每客的茶資僅銀二厘而已。在茶館中洋溢著的是散漫而輕松的氣氛，這里一般并不進行群體性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