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浦縣與江浙交界處流行“阿婆茶”。這是在家喝茶最著名的茶俗之一。每當婦女在田園干完農(nóng)活，村里便有人家喊吃茶。喝阿婆茶有特定的對象，只有姑娘、婆婆、母親可以參與，任何男子都沒有出席的資格。燒阿婆茶的風爐用稻草和泥巴糊成，汲取淀山湖的水澄清后放入銅壺燒煮，清香不失真味。
喝阿婆茶時還就地取材吃些酥豆、菜莧、醬瓜、橘紅糕之類的點心。今天這家，明天那家，輪流做東。凡輪到吃阿婆茶的人家，前一兩天已定，清早就準備淘米磨粉，做橘紅糕。喝茶時隨便談家常，順帶提出兒女親事。過去農(nóng)村青年的婚姻?？堪⑵挪锠烤€促成，現(xiàn)在仍是當?shù)貗D女的重要社交方式。
元寶茶為江南和滬地春節(jié)習俗。過年有客登門，主人以青橄欖或金橘放在茶杯中敬客。果實隨茶水滾動，象征送金之意。茶館年初一以元寶茶接待茶客，可收雙倍茶資，有時僅按常規(guī)收費，奉送“元寶”借以籠絡。有些老茶客給堂倌小費。雙方客客氣氣熱熱鬧鬧慶賀新春。
舊時司法界標榜公正廉潔，表面上嚴禁狀師，但狀師在上海，如影之隨形，緊挨著法院四周大肆活動?？梢哉f哪里有法院，哪里就有小茶館。狀師們仗著與司法界某些人的交情，聚集在那里包攬詞訟，往往泡上一壺茶，等待訴訟當事人上鉤。他們等客時所泡的茶特稱為“拋錨茶”。
一旦主顧入館求助，狀師很快就能寫出一紙訴狀，保狀4角，申請狀5角。倘若對方外行，狀師便要獅子大開口，多敲幾塊錢也并非什么怪事。喝碗拋錨茶不過一二十文，所費有限，只要抓牢一個主顧，收入便可觀。當事人要是不找狀師，自己去辦，說不定法院還不讓進門呢！為了及時了結官司，狀師正拋錨茶恭候。
早期戲班，多在農(nóng)村谷場、廟臺演出。進入城市，多借茶園、酒肆演唱。初無戲臺，只在席前表演。清末上海茶肆甚多，適宜戲班落腳，所以許多演戲場所稱為茶園。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記敘20世紀初劇場情況：“最早的戲院統(tǒng)稱茶園，是朋友喝茶談話的地方，看戲不過附帶性質(zhì)。”上海租界初設，戲院供茶、送熱毛巾，也稱茶園。
據(jù)屠詩聘《上海市大觀?百年來上海梨園的沿革》記載，同治末年（1870年）開設的同桂軒，不滿一年，改名紅桂茶園，光緒八年（1882年）改稱丹鳳茶園。金桂軒開設于同治初年（1862年)后，數(shù)易其主，光緒十年（1884年）改稱金桂茶園。寶善街近廣東路處，由黃月仙于光緒十四年（1888年）開設大觀茶園，后易主改詠霓茶園，一度稱詠仙茶園。
這些茶園都是既演戲，又供茶。這前后滬上還有滿仙、天仙、全仙、天華、國春、迎貴等茶園。京劇名角王桂芳、王洪壽、孫菊仙等都曾在大觀茶園、天仙茶園演過戲。清代茶園建造的戲臺是方形的，三面都可觀賞，正廳排列方桌和靠背小椅。民國初年（20世紀初葉）出現(xiàn)的新舞臺改進了設備，劇場圓形，四面無柱，前臺漸高；同時廢除了泡茶、送毛巾、收小賬等積習。于是戲院改稱舞臺也不叫茶園了。
中法之役曾與劉永福并肩戰(zhàn)斗的唐景崧，在《請纓日記》中提到，曾在上海天桂茶園、華眾會茶園看戲。申曲、滬灘及其前身花鼓戲也先演于升平茶園、聚寶茶樓等，然后流傳開來（后發(fā)展為滬?。?。
老上海中小型茶館，特別郊縣鄉(xiāng)鎮(zhèn)茶館往往附設書場，許多茶館本身兼作書場，演唱《描金鳳》、《落金扇》、《雙金錠》等小段曲藝，稱小書；演唱《三笑》、《珍珠塔》、《楊乃武與小白菜》等大部頭評彈評話，稱大書。一部《西廂記》竟能說上年余，吊住老茶客和老聽客的胃口不妨。老報人鄭逸梅在《茶館酒店舊聞》中曾詳記茶館說書時之布置和會書的盛況：凡附設書場，茶室中列置長幾若干，便于安置茶壺茶杯，茶客可隨聽隨喝。室隅筑一小壇，應聘的評彈藝人登壇彈唱，具居高臨下勢，壁上左掛三弦，右掛琵琶，館門懸一黑牌，用白粉寫上藝人姓名和書名。每逢陰歷年底前四五天，有說會書之舉，規(guī)定每一場為四檔書，茶館主邀說噱彈唱兼擅的名藝人即所謂“響檔”登臺表演。有說叱咤英雄的大書，有唱纏綿兒女的小書，或弦索悅耳，或醒木驚堂，各盡所能。茶館主為容大量聽客，竟把幾凳全部拆除，茶也不備了。一般聽客，為了一年一度難得的會書，站立著聽，不計較座位，也忘了疲憊，攘攘擠擠，幾不成茶館了。
過去說書專門場所較少，以城隍廟的茶館書最為突出。群玉樓、春風得意樓、四美軒都有過說書。上海本地或外來的說書人，只要在柴行廳登臺亮相，聽眾認為見過大世面，也就刮目相看了。
到上海說書的大致分南北兩派：北派為揚州口音，多說揚州評話；南派為蘇州口音，演唱評彈。聽眾以聽南派的為多。但茶館輪到說會書，即有四五種書由幾位先生依次說唱，往往南北兼?zhèn)洌髋杉姵?。說書當中既有彈詞與評話之分，還有單檔與雙檔之別。單檔的彈詞由說書先生自彈三弦伴唱；若為雙檔，多一個琵琶伴奏。說評話的在桌上放一塊醒木，成為“語”，可在桌上拍拍，提醒觀眾保持肅靜，借以制造氣氛。
茶肆唱曲童兒，清代稱為“小青人”。天主教徒、湖北潛江人郭培聲于咸豐九年（1859年）四月抵滬。他在《西游筆略》中寫道：五老峰在滬城內(nèi)城隍廟后，乃游人散心之處，說書唱曲者極多。有花園涼亭，畫橋朱欄，茶室內(nèi)之唱曲童子，曰“小青人”，雜以笙簫笛管，極其優(yōu)雅。
吃講茶又叫“講斤頭”、“門人頭”，是舊時上海幫會或白相人憑借茶館喝茶談判或當事雙方說理情人評判、調(diào)解的方式。19世紀60至70年代盛行，延續(xù)約70年。舊時城隍廟春風得意樓、北海路朝陽茶樓、云南路玉壺春茶樓、南京東路一樂天茶樓等，大都在店堂最醒目的地方懸一塊小木牌，黑字大書：“奉憲嚴禁講茶”或“奉諭禁吃講茶”。此乃茶館老板預先打招呼，一怕膽小的茶客不敢上門，二是有言在先，若有人在此講斤頭，招致斗毆，那就明知故犯，要賠償一切損失。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有許多吃講茶之后的武斗場面正是在“嚴禁”的小木牌下進行的。上舉四家茶館尤為集中。
吃講茶的起因多數(shù)出于經(jīng)濟糾紛或權益得失，其次是男女關系或言行沖突。也有人干了違法之事，如販賣煙土、拐帶人口、聚眾賭博或負罪潛逃，倘被白相人或幫會黨徒探知，就會“軋”到茶館，大開談判。這完全是單方面捏著把柄以勢壓人，實行敲詐，對方勢孤理屈，只有破財消災。這跟雙方平起平坐談判評理的講茶實質(zhì)上是有差別的，只是用了講茶之名。
吃講茶方式各種各樣，一般是爭執(zhí)雙方事先約好具體時間，敲定某樓某館，備下香茗點心，約請雙方公認的、既有實力又有威信的大佬居間調(diào)停。也有不請調(diào)停人，由雙方首要人物直接談判。
席間免不了你爭我辯，唇槍舌戰(zhàn)，威脅恐嚇，討價還價。調(diào)停人雙方兼聽，各自勸慰，盡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使矛盾擴大或激化。有時兩邊數(shù)說幾句，以示公正。倘若調(diào)停有力，雙方愿意接受，便可“叫開”，由調(diào)解者將一方的紅茶與另一方的綠茶混入容器中搖勻，雙方各取一碗一飲而盡，然后喝酒碰杯，了結宿怨。
所花的費用一般對半分攤，或由理虧的一方負擔。大多數(shù)講茶以和解告終，動武的畢竟較少。但若雙方積怨已深，而調(diào)解人又“力道”不足，威信不高，或調(diào)停時一味和稀泥，或偏袒另一方，就可能觸發(fā)矛盾，竟至當場大打出手，一時碗碎壺飛，桌翻凳倒，茶酒橫流。當然這損失由戰(zhàn)敗一方賠償。
《清稗類抄?棍騙類?上海地棍之吃講茶》云：“凡肆中所有之茶，皆由負者代償其值，不僅兩造之茶錢也。然上海地棍之吃講茶，未必直者果勝，曲者果負也。而兩方面之勝負，又各視其人之多寡以為衡。”哪方面流氓聲勢浩大，無理也可強詞奪理。遇到有面子的流氓頭子，勢弱一方讓步，遂得和解，開支由甘拜下風的一方負擔。也有吃講茶調(diào)解或談判失敗，雙方當場約好時間、地點、人數(shù)，到館外武斗。官府明令禁止，但探捕從不干涉。即使傷亡慘重，當事人本著江湖上后果自食原則，照例不去報案。
黑道幫派之間爭碼頭，搶地盤，爭奪對妓院、舞廳、賭場控制監(jiān)護權，爭奪毒品和走私物資提運販賣權，爭奪從人身到糞便種種“保護費”，矛盾重重疊疊，勢力此消彼長，不斷要求分割、擺平、重新分配，于是“講吃茶”、“大比武”之風便無可避免。據(jù)《上海黑幕匯編》記載，舊時浦東有兩個洪幫頭目爭斗不已，相約在某茶館吃講茶。
屆時，丁某率大隊人馬包圍茶館，向孫某借“棗子”（眼睛）一雙。孫某自剜一目奉上，乞留一目暫用。不久，孫某定計俘獲丁某，命人猛戳丁某肩腿間，洞如蜂窩，血流如注，幾至喪命。事為著名流氓范高頭所悉，出面調(diào)停吃講茶，兩人自責，撫慰對方，訂立盟約，各占浦東一半，深仇大恨，就此結束，此例表明吃講茶可能導致武斗，亦可能經(jīng)有力者調(diào)解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