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很早就成為中國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元素。自明朝開始對外貿易以后，中國茶葉對世界歷史的發(fā)展走向也產生了深刻地影響，如美國獨立戰(zhàn)爭、中英鴉片戰(zhàn)爭等都與之有著密切的聯系，其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在20世紀以前，作為中國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茶葉市場的興衰可謂關乎著國計民生之大事，尤其對于某些沿海沿江的省市來講情況更是如此，比如福州港口的興起與衰落，可以說其“成也茶葉，敗也茶葉”。因此，從華茶的對外貿易史中，我們不難發(fā)現近代中國社會的一些特征。本文正是立足于福州開埠后，茶葉貿易從興到衰發(fā)展變化的這一小路徑，來透視中國近代化曲折歷程的這段大歷史。
一、福州崛起的時代背景
中國是茶的故鄉(xiāng)，茶像絲綢、瓷器及“四大發(fā)明”一樣，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做出的不朽貢獻。可以說，在近代一部茶葉貿易史就等同于一部中國對外關系史。正是由于茶在中華文明發(fā)展過程中，居于如此特殊的位置，所以茶葉史研究也就成了學術界非常關注的領域，而對茶市的區(qū)域性研究更是方興未艾。本文就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對近代福州茶市所做的不算成熟的探討。對福州茶市作出過專門研究的有：林立強《茶葉 福音 傳教——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盧公明棄教從商個案研究》、[1]《西方傳教士與19世紀福州的茶葉貿易》；[2]程鎮(zhèn)芳《鴉片戰(zhàn)爭與福州茶港的興起》；[3]姜修憲《制度變遷與中國近代茶葉對外貿易——基于福州港的個案考察》[4]等（還有許多文章雖然都涉及到福州茶市，但都不是對其所作的專門研究，所以這里就不再引述）。以上研究從不同層面對福州茶市變遷都進行了深入淺出的探討，故此本文在他們的基礎之上，對福州茶葉貿易由盛到衰的整個過程給予嘗試性的淺析。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在漫長的經營中，對茶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感情，逐步創(chuàng)造出獨具東方特色的茶文化來。同時，在農業(yè)文明時期，茶葉生產及貿易成了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支柱產業(yè)之一。尤其在明清兩代，隨著商品經濟的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茶葉市場空前繁榮起來。這期間，又由于新航路的開辟以及國際資本市場的興起，進一步為華茶外銷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這從而刺激了國內茶葉的規(guī)模生產，武夷山脈、云南普洱、皖南山區(qū)等逐步發(fā)展為茶葉的專營區(qū)。在此基礎上穩(wěn)定的茶葉市場及運輸路線逐步形成，一些處于茶葉貿易網絡中心的城市和地區(qū)，如廣州、河口等城鎮(zhèn)的地位日益凸顯出來。直到19世紀中葉，這些城市或地區(qū)在區(qū)域貿易中一直發(fā)揮著重要的功能，對區(qū)域經濟社會的發(fā)展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林則徐虎門銷煙
然而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中國戰(zhàn)敗被迫開放五口通商，中國市場打開，與此同時外國資本便蜂擁而至。于是舊有的貿易體制被打破[5]，新的貿易體系漸趨形成[6]。 以前某些作為茶葉貿易中轉站的城市和地區(qū)受到嚴重沖擊，地位日趨衰落。而同時新的貿易集散地卻迅速崛起，在崛起的港口城市中，福州正是得益于武夷山紅茶的轉口貿易。鴉片戰(zhàn)爭以后，帝國主義在加強侵略的同時，也把中國逐步納入到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之內，他們一面向中國傾銷商品，一面加緊掠奪中國資源。當時由于華茶特別受到外國人的青睞，因此就理所當然地成了大宗的對外貿易物品之一。開埠之初，其蘊藏的巨大市場潛力還沒有得到充分挖掘，一旦時機成熟這種潛能便瞬間迸發(fā)出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福州才一躍而成為國際貿易網絡中一顆璀璨耀眼的流星。之所以稱它為“流星”，是因為它純屬于那種暴發(fā)戶型的城市：幾乎在一夜之間成名，而又在短暫的時間內迅速湮滅，從此萎靡凋零再也沒有重振雄風。
二、福州茶葉貿易的興起與衰落
五口通商后福州港口的繁榮景象
福州1844年7月才正式開埠，是五個通商口岸中開埠最晚的一個。因為臨近紅茶主要產區(qū)武夷山，西方勢力早就對之垂涎三尺，在沉寂中差不多靜待了十年的功夫，終于在1853年等來了第一批茶葉輸出，此后其勢頭便一發(fā)而不可收，出口量迅速飆升。從1854年起直到80年代，福州對外的茶葉貿易量一直居高不下。1854年，據福州海關統計，出口茶葉13萬擔計650萬公斤（實際還要多），有55艘船（其中英37，美14）進行運輸，這年6月，光洋行就增加了7家；1855年，由于這一年廣州貿易幾乎陷于停頓，福州茶葉出口量增至27萬擔計1350萬公斤，船只猛增到132艘，載重量達51，674噸；1856年其出口量更是增加到40，972，600磅（約1860萬公斤），外國貨輪148艘；而同年的廣州和上海茶葉出口額分別為21，359，865磅（約970萬公斤）和36，919，064磅（計1675萬公斤）。1859年7月的茶葉上市季節(jié)，從廣州運往美國的茶葉量為3，558，424磅（約161萬公斤），從廈門運出5，265，100磅（約240萬公斤），上海6，893，900磅（約313萬公斤），而從福州運出11，293，600磅（約512.3萬公斤）；同期運往英國的茶葉，廣州41，586，000磅（約1900萬公斤），上海12，331，000磅（約560萬公斤），福州36，085，000磅（約1360萬公斤）。換句話說，在開始茶葉貿易短短的五六年的時間里，福州出口的茶葉量已達到廣州、上海兩地出口總和的三分之二。在1863—1864年度，截至5月31日，福州出口的茶葉量分別是：英國43，500，000磅（約2000萬公斤），澳大利亞8，300，000磅（約375萬公斤），美國7，000，000磅（約318萬），三者相加數量達58，800，000磅（約2700萬公斤）。[7]
據統計1871—1873年，中國平均每年出口值為11，000萬元，其中茶葉出口值為5，797萬元，占52.7％。而福州口岸輸出的茶葉價值又占全國茶葉的35％至44％，也即是說，福州僅茶葉出口一項，就占全國出口總值的20％左右。[8]以上這些數字表明福州在很短的時間內，已迅速上升為中國最大的紅茶貿易口岸，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到1880年這種出口貿易達到最輝煌時期，出口量為801，110擔（約4000萬公斤），價值265萬英鎊（約4000萬元）。至此，福州已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茶葉港口。”[9]
福州俄商磚茶廠舊址 圖 | 福州老建筑百科網
然而正當這種貿易步入鼎盛時期，福州茶市與全國茶市一樣卻隱含著深刻的危機，其表現為：
1， 由于紅茶暢銷，紅茶生產在全世界得到推廣，價格下跌，從而引起競爭加劇。
清代武夷山茶的主要市場是英國，武夷山星村所產功夫茶與小種茶在歐洲尤其受到英國人的歡迎。但是紅茶制作簡單，很快在中國南方各省普及，安徽祁門紅茶整體質量漸漸超過福建紅茶；在國際市場上，由英國資本控制的印度、錫蘭茶園日益擴展，所產茶葉葉厚味濃，特別符合英國人的口味，英國人逐漸改喝印度、錫蘭紅茶，于是福建紅茶也就逐漸失去了英國這個重要的市場。
2， 英、美茶商操縱茶葉市場，他們有意制造生產過剩的局面，使福建茶葉價格慘跌。
中國茶市原由廣州茶商控制，價格上漲很快；但茶市轉到福州以后，英美商人捷足先登，著名的旗昌、怡和等行都在福州開辟洋行。他們以雄厚的資本逐步控制福州茶市，華商無力爭鋒，徒嘆奈何。為了獲得高額利潤，每逢初春，他們竟相抬高茶價吸引茶商前來售茶；而當各地茶葉大量上市時，他們又狠殺茶價，迫使茶商低價售出，致使中國茶商賠本。19世紀80年代以后，由于茶商連年虧損，人人都對紅茶貿易望而卻步。
3， 官府茶稅過重，茶農、茶商受到相當大的打擊。
清代道光１３年茶稅票據
自武夷山茶貿易以來，清政府就垂涎于茶利，不斷增設稅局，加多厘卡，竭力抽征，武夷茶運輸所要經過的河道、港口，幾乎都設置了稅卡，如水口、松溪、三都等地都設有專門征收茶稅的機關；茶商要納的稅越來越多，平均一擔茶要納稅四兩四錢，這對福建茶業(yè)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在茶稅不斷攀升的同時，茶價卻在不斷下跌，1898年福州市場上的茶價才十三兩五錢，比鼎盛時期的茶價慘跌了三分之二。這一正一反的變化使茶農和茶商艱難到難以喘息的地步。[10]
另外，新航路的開辟(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國際航海業(yè)以及國際電訊事業(yè)的發(fā)展，雖然都曾促成了華茶遠銷世界各地，但最終卻成為削弱其主導世界市場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在蘇伊士運河通航以前英商運輸華茶必須要經過好望角，一般帆船要行駛120天左右；就是搶運茶葉的飛剪船也需時90天。這樣當華茶運到倫敦時，肯定成為搶手貨；而新航線的開辟改變了這一切，它縮短了產銷之間的距離，加快了新茶上市的時間，降低了運輸的成本，使本來昂貴的武夷紅茶價格一降再降。
如果說國際遠洋輪運業(yè)的發(fā)展，大大降低了中西貨運成本，縮短了貨運時間，而國際電訊事業(yè)的興起則徹底改變了中西貿易的經營方式。19世紀40年代，西方國家已經掌握架設陸上電線技術，50年代便能夠鋪設海底電線。1866年英美之間成功架設了橫越大西洋的海底電線。很快，70年代歐洲通往中國的海底電線也鋪設成功。從此歐美對中國的信息傳遞便由電線聯系，過去傳遞時間以旬、月計的信息，至此在幾小時內便可到達。海底電線的鋪設，徹底改變了信息傳遞的舊局面。例如在英國本土的商人，再不需要通過渡船航行千萬里來了解海外的訊息，他只需發(fā)一個越洋電報，便能解決一切問題。由于電訊工具掌握在外國人手里，而中國商人又對世界市場一無所知，這樣主動權便掌握在外商的手里。外商完全控制了貿易的局面，從而使得中國茶葉市場受制于人，只得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