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沒有哪一個時期，像現在這樣熱衷談論“民國”。人們體悟“民國范兒”，認為它是“一種趣味，一種風尚，一種美學”，人們閱讀民國小學生作文，感嘆彼時人的純善與憂患意識。就連商業(yè)電影，比如姜文的《讓子彈飛》，還有爾冬升的《大魔術師》，無不讓人對那個時代產生種種念想。我們在做“云南茶的民國時代”這個選題時，也想著李拂一、范和鈞這樣頗具民國茶人范兒的人物。在發(fā)黃的書頁里，蒼老的是歲月，而其中的文脈和茶香，愈久彌新，也啟迪今天的茶界吧。
周學曾景東《茶山春夏秋冬》
《茶山春日》：本是生春第一枝，臨春更好借題詞。雨花風竹有聲畫，云樹江天無字詩，大塊文章供藻采，滿山草木動神思。描情寫景揮毫就，正是香飄茶苑時。
《茶山夏日》：幾陣薰風度夕陽，桃花落盡藕花芳。畫游茶苑神俱爽，夜宿茅屋夢亦涼。討蚤戲成千里檄，驅蠅焚起一爐香?；ㄇ叭沼斑t遲步，山野敲詩不用忙。
《茶山秋日》：玉宇澄清小苑幽，琴書閑寫一山秋。迎風蘆葦清聲送，疏雨梧桐雅趣流。水凈往來詩畫舫，山青馳騁紫黃騮， 逍遙興盡歸來晚，醉初黃花酒一甌。
《茶山冬日》：幾度朔風草閣寒，雪花飛出玉欄桿，天開皎潔琉璃界，地展簫疏圖畫觀。嶺上梅花香繞白，江午楓葉醉流丹，賞心樂事歸何處，紅樹青山夕照殘。
點評：民國《景東縣志稿》卷十八載有這四首詩，作者周學曾是民國訓導。與浙江、江蘇等東部茶相比，文人對西部茶的著墨可謂惜墨如金，而在民國寫云南茶的古體詩就更少見了。因此，周學曾的《茶山春夏秋冬》顯得十分寶貴，是對云南茶文化的升華。從內容上看，四首詩寫出了詩人春夏秋冬四季到云南景東茶山游覽、夜宿、吟詩的感受，詩情畫意之外，兼有“討蚤戲成千里檄，驅蠅焚起一爐香”的野趣。
徐珂《夢湘囈語》
民國16年(1927)徐珂撰《夢湘囈語》中載：“珂平生不喜龍井茶，而嗜云南普洱茶。”……“亦如普洱茶之能消食，若君山則味至淡，色誠白、之二者，珂悉賞飲之。”
點評：首先，需要介紹的是“普洱茶資深愛好者”徐珂(1869―1929)，原名昌，字仲可，浙江杭縣（今杭州市）人。1889年參加鄉(xiāng)試，中舉人。他在學習傳統(tǒng)文化之外，非常關注新學，以至于1895年赴京參加會試時，曾參加過梁啟超發(fā)起的呼吁變法的“公車上書”活動。又曾成為柳亞子、高旭等人1909年首創(chuàng)的愛國文化團體“南社”的成員。編撰過清代掌故遺聞《清稗類鈔》等。
記述文人墨客品茗論茶的《夢湘囈語》，出現了作者自己對普洱茶的評論，雖然不多，但表明云南普洱茶在民國的影響在持續(xù)。
柴萼《梵天廬叢錄》
《梵天廬叢錄》記載說：“普洱茶產于云南普洱山，性溫味厚，壩夷所種，蒸以竹箬成團裹。產易武、倚邦者尤佳，價等兼金。品茶者謂：普洱之比龍井，猶少陵之比淵明，識者韙之。”
點評：《梵天廬叢錄》是柴萼1925年撰寫的筆記小說，里面這段有關普洱茶的描述很有意思。首先表明，民國時期普洱茶名遍四海，懂茶的名士貴宦都喜歡，普洱茶從一種宮廷品飲文化蔓延到了文士和官員階層，價格在當時很高。“價等兼金”，意思是易武、倚邦普洱茶價格是黃金的兩倍。而“普洱之比龍井，猶少陵之比淵明，識者韙之”柴萼將普洱茶與龍井對比，以杜甫喻普洱茶，而以陶淵明喻龍井，前者博大精深，集茶美之大成；后者清新可愛，顯得寡淡小眾。這才今天看來，也是如此。
馬一浮《桐廬負暄》
《桐廬負暄》載：“這時候正是隆冬……僮仆搬了幾只椅子，捧了一把茶壺，去安放在籬門口的竹林旁邊。這把茶壺我見慣了：圓而矮的紫砂茶壺，擱在方形的銅炭爐上，壺里的普洱茶常常在滾……彌高彌堅，忽前忽后，而亦莊亦諧的談論……我的心被引入高遠之境。”
點評：馬一?。?883～1967），名浮，字一浮，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思想家，與梁漱溟、熊十力合稱為“現代三圣”，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這段描寫，表明江浙一帶喝普洱茶在文士學者中比較常見，而且相互影響，也可見“煮茶”這一品飲方式。
董澤撰《紀襄廷墓志》
《紀襄廷墓志》“……公之為人，曾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懷抱，初不以謀一人一家之幸福為己足。曾日觀景谷之山脈重重，農田稀少，每歲米谷所出不敷食用。民生日困，盜匪充斥想焉。如搗而思，有以匡救之。經若干心血之研究考察，以景谷氣候土質之宜于種茶也。乃向外選購種子，先于陶家圓試種百株，復于塘房山續(xù)種數十萬株，胼手胝足，躬親栽植，保護培養(yǎng)，煞費苦心，不數年而蔚然而林可供采摘，并以所栽出者資為觀摩，廣事倡導，使大眾群起為普遍與大量之種植。于是景谷若山荒山，已由無用化為有用，將荒山變?yōu)椴枭剑晕羧崭F鄉(xiāng)僻壤之地區(qū)，一變而為商賈云集之市鎮(zhèn)，國計民生日以富裕，地方文化日以發(fā)展。公苦心倡導種茶以福國而利民之豐功偉績，久已無人不道，有口皆碑。前云南省立第一中學校教授王毓嵩先生曾書贈公一聯(lián)日：景谷之茶衣食萬姓莊躋而后見公一人。事功所在，固將與景谷茶同垂不朽也。”
點評：民國二十九年(1940)，前云南教育交通兩司司長、東陸大學校長董澤，為景谷縣(原景東縣)前清進士奉上諭賞給六品銜的茶人紀襄廷撰寫墓志，刻立于景谷鄉(xiāng)紀家村紀襄廷墓左右。墓志所撰墓主人紀襄廷，名紀肇猷，生于清咸豐八年(1858)，卒于民國二十六年(1937)，是清末民初在景谷引種茶葉的老茶人。
陳邦賢《自勉齋隨筆》
《自勉齋隨筆》載：“四川一帶飲茶之風盛行，以沱茶為最多，沱茶又以下關的沱茶為上品，茶味頗濃，顏色呈金黃色，而且耐泡。”
點評：《自勉齋隨筆》是四川民國文士撰寫的隨筆集，里面提到了云南的沱茶。這句話表明，沱茶在民國期間，在四川大受歡迎，下關沱茶品質優(yōu)異，對湯色和耐泡性作了言簡意賅的描寫。
李拂一《佛海茶業(yè)概況》
《佛海茶業(yè)概況》載：“佛海一帶所產茶葉，品質優(yōu)良，氣味濃厚，而制法最稱窳敗，不規(guī)則之多次發(fā)酵，僅就色澤一項而論，由綠而紅以至暗褐，印度之仿制無成，或以此耶。近年來南洋一帶人士之飲料，大多數已漸易咖啡而為紅茶，消費數量，雖未有精確之統(tǒng)計，然以其人口之眾，及飲用范圍之普遍而推測之，當不在少數。遍南洋售品，大部為印度、錫蘭所產，唯是價值高昂。在印緬方面，每磅平均售價在半盾以上，似非一般普通大眾之購買力所能及。佛海茶葉底價低廉，若制為紅茶，連包裝運費在內，估計每磅當不超過四分之一盾之價格，亦即印、錫紅茶售價之半。即僅就南洋一帶而論，當又獲得新暢銷。若再能運銷歐美，則前途之發(fā)展，尤為不可限量。此應以一部分改制紅茶，廣開銷路，在印度尚未對佛海茶高筑關稅壁壘以前，作未雨綢繆之準備，此其一。”
點評：李拂一，原名李承陽，字一，1901年生于普洱。祖籍廣西桂林，臺灣國民黨終身國大代表。
《佛海茶業(yè)概況》，是一篇近7000字的長文，分為緒論、產區(qū)及產量、品質、制發(fā)及包裝、運輸及運費、出口數量及稅捐負擔等8個部分。文章比較詳細地介紹了佛海茶業(yè)在民國時期的情況，是非常寶貴的文獻資料。而從語言風格上，可以看出民國語文的特點：簡潔，精準，有金石之聲。
鹿橋《未央歌》
《未央歌》：“童孝賢此時早已不聽他的了。因為他們出了校門順了公路往西走已到了鳳翥街北口。這里一路都是茶館。小童早看見一家沈氏茶館里坐了幾個熟朋友喊了一聲就往里跑。在茶館里高談闊論的很少。這幾乎成為一種風氣。在茶館中要不就看書作功課，若是談天只能閑談些見聞，不好意思辯論什么道理，所以大宴要趕忙結束這一路說來的話，而小童已沖進茶館里笑語一片了。大宴也笑著跟進去。”
“學生們坐茶館已經成了習慣。為了新舍飲水不便，宿舍燈少床多，又無桌椅。圖書館內一面是地方少，時間限制，――憑良心說人家館員可夠辛苦了。早上、下午、晚上都開，還能不叫人家吃飯嗎？――或是太拘束了，他們都愿意用一點點錢買一點時間，在這里念書，或休息。這一帶茶館原來都是走沙朗、富民一帶販夫，馬夫，趕集的小商人們坐的，現在已被學生們侵略出一片地上來，把他們擠到有限的幾家小茶館去了。”
點評：《未央歌》是華裔作家鹿橋的著名小說，故事的背景是西南聯(lián)大。黃舒駿被小說深深觸動，寫了一首《未央歌》：“當大余吻上寶笙的嘴邊，我總算了了一樁心愿。只是不知道小童的那個秘密，是否就是藺燕梅……”在小說《未央歌》里，昆明的茶館成為一道特別的景觀，既是生活的茶館，也是特殊年代學習、社交的場所，由此可體會“昆明有多大，西南聯(lián)大就有多大”的聯(lián)大風氣。
姚荷生《水擺夷風土記》
“從前十二版納出產的茶葉先運到思茅普洱，制成緊茶，所以稱為普洱茶。西藏人由西康阿登子經大理來普洱購買。民國七年云和祥在佛海開始制造緊茶，經緬甸印度直接運到西藏邊界葛倫鋪賣給藏人，賺到很大的利益。商人聞風而來，許多茶莊先后成立?，F在佛海約有大小茶號十余家。最大的是洪盛祥，在印度和西藏都設有分號，把茶葉直接運到西藏銷售。較小的商號聯(lián)合起來，推選兩個人負責把茶葉運到緬甸的景棟，再經仰光到印度，賣給印度商人，由他們轉銷西藏。”（姚荷生《茶的都市――佛?！罚?br>點評：姚荷生（1915-1998），醫(yī)學教育家、作家，江蘇省丹徒縣人。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1937年隨校遷至昆明。1938年畢業(yè)于清華大學生物系，并留該校農業(yè)研究所工作。1938年12月參加云南省建設廳組織的“邊疆實業(yè)考察團”赴西雙版納，1939年2月28日抵車里（今云南景洪），1940年深秋始返昆明。 姚荷生在版納期間，“往返各地，投宿夷家，衣其琴，甘其食，聽傳說于鄉(xiāng)老，問民俗于土酋，耳目所及，筆之于書，日積月累，居然成伙。”（《自敘》）。這就是《水擺夷風土記》的誕生經過。
《水擺夷風土記》分兩部分。第一部是“征程記”，敘述了作者從昆明到車里（景洪）的旅途艱危。第二部分是“十二版納見聞錄”，作者以巨大的熱情，自然客觀地描繪出20世紀30年代西雙版納傣族的生存狀態(tài)、民俗風情、自然環(huán)境、社會組織、語言文字以及民間文學等。藉由此書，我們得以多角度地感受云南茶在民國時代的風貌。
方國瑜《普洱茶》
《普洱茶》載：“清道光年間至光緒初年，普茶運銷盛極一時，印度商旅馱運茶、膠(紫膠)者絡繹于途，還有緬甸、錫蘭、暹羅、柬埔寨、安南等國的馱馬商隊，每年來往于西雙版納……”“在景東、景谷、普洱、思茅、西雙版納、瀾滄、耿馬、臨滄、鎮(zhèn)康、云縣、保山諸處居民，都有蒲蠻族，自稱‘布朗’，以往記錄濮、樸、蒲，都是布的同音異寫；又布朗族與佤族(自稱布饒、布幸)、崩龍族(自稱布雷，即今德昂族)，語言同一屬系，族屬亦相關(稱蒙克族，亦稱南亞語族)，古濮人分別名號甚多，當包有今布朗、阿佤、崩龍(德昂)諸族之先民。”
點評：方國瑜（1903-1983年），字瑞臣，納西族，教授，當代著名社會科學家、教育家，九三學社成員。20世紀30年代，方國瑜在報刊上發(fā)表短文《普洱茶》，第一次簡明扼要介紹了普洱茶的歷史，對普洱茶的產地和命名，從歷史、語言和經濟三個方面作了界定，從而成為后代學者研究普洱茶史的一座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