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是政府對茶葉進行行政管理、扶持和服務等舉措的統稱。在古代，茶政主要包括貢茶、稅茶、榷茶、茶馬互市等內容。安化自古惟茶甲諸州縣，歷朝歷代，蒞任者無不以茶務為先、以茶政為重。
明清以降，安化及其所屬之長沙府、湖南省(湖廣行省)，守斯土者尤重茶政，所謂“從前諸憲之殷殷籌劃者，止此一事為重”(雍正八年苞芷園禁碑語)。古往今來，都有一些精干勤勉的地方官員，省時度勢，推行惠政，民間至今銘記，也正是由于他們的這些惠政，奠定了安化茶葉產業(yè)興盛達數百年的基礎。
考察各代茶政，務須求證于茶碑。安化茶碑，廣布全縣，于古時茶山、茶路、茶市最為密集。雖近世以來多有毀損而漫漶，然百世以上猶有磨而不磷者，歷代施政者的良法美意，班班可考?，F存茶碑，多為禁碑罰碑，禁碑為曉諭大眾，罰碑為懲戒奸。無論懲惡揚善，皆為國計民生。
歷代茶政，首重于茶葉之本真。安化因土質特殊、氣候適宜、茶種優(yōu)異、制法精良，故自古以來“唯茶甲諸州縣”，歷代周邊草茶冒安化茶之名牟利者層出不窮，故欲理安化茶政，首在禁革野茶。據道光十七年安化九鄉(xiāng)公立茶務章程(唐家觀茶碑之一)刊載，自明萬歷時(1573-1620)通判林之蘭等報請道臺禁止外地野茶開始，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諭禁，雍正八年(1730)示禁(原小淹苞芷園禁碑)，乾隆廿一年(1756)、廿七年(1762)兩次嚴禁，道光四年(1824)、十七年(1837)迭次示禁(原洞市、唐市等處禁碑)，咸豐元年(1851)、四年(1854)又禁(水田坪永禁假茶碑)，同治七年(1868)及光緒年間(1871-1908)多次革禁(水田坪永定茶規(guī)碑)，民國八年(1919)以后更是時申禁令(東坪吉祥寺黑茶章程碑)，見之于文字記載的禁令多達二十來次，平均每隔十來年就申禁一次。
從禁令的內容來看，雍正八年苞芷園禁碑首禁“外縣茶販子裝載假茶混安雜賣”，乾隆廿一年對“不法之徒接收龍陽、益陽、武陵、新化等處野茶欺商”“示禁永革”，道光四年、十七年“行產客販均不得攙和外來野茶，朦混發(fā)賣，倘敢故違。。。定即嚴拿從重究辦，決不寬貸”，民國八年“外屬野茶……應仍舊禁革，以免市偽欺商，有損標譽。鞏(當今如字之誤)地方有狡猾之徒，從外路運來野茶，將茶充助軍餉”，可以說措詞越來越嚴厲、措施越來越具體。
歷代政府如此重視周邊“草茶”的禁革，最大的原因就是安化茶葉“上輸國課、下養(yǎng)身家”，對安化老百姓和地方財政都極其重要，而“外路茶”沖擊安化“道地茶”，嚴重損害政策和農商利益，故雍正八年苞芷園禁碑以為“迨至近歲，法令稍馳，奸詭之徒乘機復出，交通各行經紀伙同射(謀求，攝取)利，將客商銀錢領出，販賣桃(桃源縣)、武(原武陵縣，大致為今常德市武陵區(qū))、龍(清代龍陽縣，今漢壽縣)、沅(沅江縣，今沅江市)、新(新化縣)、益(益陽縣，今桃江縣、益陽市區(qū)等地)各縣草茶，假充安茶交客，致本地產茶盡邅(邅，音zhan，遭致。一說此字為遭，亦通)擱塞，三年不得一售者有之。利歸一人，害及萬戶，公私兩無所濟，穹(通窮)愚掣肘難堪，雖婦人小子無不切齒而痛恨矣。”禁革外地草茶的另一個原因，是恐外路茶攙入安化本地茶內，影響皇家貢茶品質。安化自明洪武廿四年始“貢芽茶二十二斤”，清代以為成例，并專責大橋，仙溪、龍溪、九渡水四保辦貢，史稱“四保貢茶”。在封建社會，地方各皇帝貢獻方物，是表達“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重要方式之一，來不得半點虛假，故地方官防范甚嚴。道光十七年禁碑即載：“(乾隆)廿七年蒙金憲專嚴不法之徒接收龍陽、益陽、武陵、新化等處野茶欺商，并恐攙入貢茗，示禁永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