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谷，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三七年，云南石屏人。一九○三年，入京參加經濟特科考試。四月，取二甲第六十二名，賜進士出身。七月廿一日，參加保和殿殿試，獲經濟特科一等第一名，大魁天下。整個有清一代，只開考過三次特科，袁嘉谷是第三個特科的第一名。云南歷史上沒有出過一個狀元，袁嘉谷大魁天下，云南人將他視為狀元。或許，[國朝第三人](大學士孫家鼐語)是比狀元更稀有的榮譽。
上一期我們提到，歷史上，云南最有名的普洱茶品牌是乾利貞號、宋聘號、宋元號、宋寅號等幾個老字號，其中，乾利貞號、宋聘號是袁嘉谷家族也就是狀元家經營的。這應該是中國茶葉品牌中與文化淵源最深的品牌。
盡管袁嘉谷行動上格守封建時代傳統(tǒng)價值觀，重耕讀而輕商賈，不為自家廣告，不為商人鼓吹，但必須承認，很長一段時間，袁家的意志主導了普洱茶的方向。
因此，追溯乾利貞與宋聘號的淵源，探尋袁嘉谷與普洱茶、袁嘉谷與茶商之間的種種瓜葛，就變得既有趣又有價值了。
袁家與茶的種種淵源
為了理清袁家與普洱茶或云南茶業(yè)經濟的種種淵源，筆者多次拜訪了袁嘉谷先生的小女兒袁玉芬副教授和女婿莊體仁教授，并參照袁氏家譜，將我所找到的種種線索和袁家的關系進行了梳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說乾利貞號是狀元家茶，此說絕對不虛；同時，特科狀元袁嘉谷家對普洱茶和云南茶葉經濟、文化所做的貢獻，長久以來被我們所忽略，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雖然乾利貞號不是袁嘉谷之父袁德洋創(chuàng)建，但袁德洋卻很早就加入乾利貞號的經營。1887年12月，袁德洋去世。理葬完畢，袁得洋的夫人徐氏將七子一女召集在一起，命老大袁嘉樂治家；老三袁嘉猷、老四袁嘉言經商；老二袁嘉謨、老五袁嘉谷、老七袁嘉璧、老八袁嘉端讀書求仕。
光緒十七年(1891)，茶幫擬議在昆明購買文廟街一處房產作為茶幫昆明總部，袁家老大袁嘉樂是發(fā)起人之一。可見，在茶幫大事上，嘉樂是有發(fā)言權的。嘉樂于1891年底去世。袁嘉谷寫的墓志銘并不在商業(yè)上推崇他，而是推崇他為詩人。嘉樂去世后，袁嘉猷當上了乾利貞號的經理，他當時的官方職銜是附貢中書舍人，并代表茶幫取得了首屆云南商務總會(1906)特別會董的職務。袁嘉言去世也較早，為了不使袁嘉言在乾利貞號所擁有的股份外流，袁家將袁嘉谷的長子袁丕元過繼給袁嘉言，這樣，在家廟中他可以有后人繼承香火，同時，家產也留在了袁家。但袁嘉言太太富氏的兄弟仍掌管著乾利貞思茅分號、元江分號的業(yè)務。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在浙江擔任學臺和布政使的袁嘉谷丟了官，被迫攜妻兒回到云南。而此時，袁嘉猷則被推舉為石屏州知事，負責維持地方的穩(wěn)定。嘉猷將乾利貞號的業(yè)務轉交給先袁嘉谷一步于1910年底從浙江回到昆明的弟弟袁嘉碧管理，嘉璧也于1912年順利當選石屏首屆商會的總理。袁嘉璧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動員在易武、思茅、墨江(當時叫他郎)、石屏、個舊、昆明等地的石屏商人捐資在小河底修一座鐵索橋，以利來往茶山的馬幫通行。這是茶馬大道上的一件大事，幾乎當時所有的茶幫商人都捐了款。
我們再看袁家的下一代。
宣統(tǒng)二年(1910)，袁嘉谷二哥(嘉謨)的長子——袁丕剛在昆明轉包了楊季春的季春茶行，專作茶葉批發(fā)生意。在清代，各行業(yè)內部分工界限分明，做茶行的只能做批發(fā)，不能零售，也不能做茶葉的生產和加工。茶行必須領取行貼，行貼的有效期是20年，領貼時要交納數百兩銀子的“貼費”。茶行每年還要交納一定數量的稅費，大約是七十二兩白銀。運進省城的茶葉，除十斤以下的散貨，都必須交給茶行，貨主如果沒有錢，茶行必須按貨值的一定比例提供為期～個月的無息貸款?？梢?，辦茶行的人是必須有充足資金的。
我們再看袁嘉謨的二兒子——袁丕訓，1918年，他當選石屏縣第三界商會會董，他的商號是源順昌，主營茶業(yè)。袁嘉謨的三子袁丕基，在1913年修小河底鐵橋時，他是募捐發(fā)起人之一，這表示，他也是捐資人，成功的商人。引用周汝釗先生為袁嘉謨題寫的墓志：“(袁嘉謨)內斑彩，外錦衣，封二品。生四子，或舉孝廉，或專實業(yè)，福不可謂不厚!”可見，袁嘉謨的后代更多是依靠自身力量另創(chuàng)新業(yè)的。
再說茶幫和袁家。茶幫與袁家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袁嘉谷一輩中，嘉樂、家猷、嘉碧都曾當過茶幫管事。昆明文廟街茶幫大門的匾聯(lián)均為袁嘉谷題寫，匾為：“云根文彩”，聯(lián)為：“京都記華浦游蹤蓮花菜白竹葉酒清與三五故交鄉(xiāng)風話舊，屏陽建茶山盛業(yè)玉茗香清金蘭誼永為十八行省商會開先。”畢竟是狀元手筆，下聯(lián)“為十八行省商會開先”氣魄頓大。茶幫正堂供奉諸葛孔明(不像石屏會館供奉的是關公)，正堂前的對聯(lián)為袁嘉谷的二哥袁嘉謨撰寫：“三代下第一人生而知之死而后已，五丈原遺兩表存可寄命亡可托孤。”1940年代，茶幫的老一代紛紛退休，茶幫在石屏開會，選出新的茶幫理事、監(jiān)事會，其中，袁嘉谷大哥袁嘉樂的長子袁丕承當選為茶幫理事(理事共5人)，乾利貞石屏分號的經理劉子輝為監(jiān)事(監(jiān)事共3人)，袁丕承的兒子袁濟東等為茶幫干事。同時，茶幫的一些臨時周轉資金還是借自袁嘉谷二哥袁嘉謨的四女兒袁桐英的。
文人的氣節(jié)與原則
既然袁家與普洱茶有如此深厚的淵源，乾利貞號、宋聘號又由袁家主持，我希望能在袁嘉谷文集中找到一些與茶文化有關的文字。然而，令我失望，雖不能說袁狀元絕口不提普洱茶，但找遍整個文集，沒有一個與乾利貞、宋聘、茶幫有關的字眼，即使是普茶字樣，也只在一首禮節(jié)性的詩中提到一次。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們知道，中國社會是一個以農為本的封建制社會，這個社會里，士、農、工、商，商最賤，漢高祖規(guī)定，商人不得乘車，不得穿絲質的衣服。以至《明會典》規(guī)定：“商販、仆役、倡優(yōu)、下賤不許服用貂裘”，也不得入仕當官。滿清入關后，雖然放寬商人入仕的規(guī)定，但仍然沿用了中國傳統(tǒng)的重農抑商的政策，以至雍正皇帝有這樣的指示：“朕觀四民(指士、農、工、商)之業(yè)，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于農，以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今苦于器用服玩，爭尚華巧，必將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務必)平日留心勸導，使民知本業(yè)之為貴。”
可見，那個時代，一個仕子，最健康的形象，不是家里經商賺了多少錢，而是以務農的身份讀書進取，既所謂“耕讀傳家”。這樣才比較容易通過禮部的政審，才能進行殿試。
我們從前面的介紹中看到，袁嘉谷兄弟七人都是自幼讀書的讀書人，袁家早年就有藏書上千冊，袁嘉谷的二哥收藏印譜，這只有富裕人家才可行。在光緒十七年，袁嘉谷的大哥就已經在茶幫中有相當高的地位，繼承大哥位置的袁嘉猷時常收買古字名畫，比如唐伯虎的“牧羊圖”、錢南園的“馬”，每得一畫，就請五弟袁嘉谷和七弟、八弟一起觀看，為此，袁嘉谷還寫了好幾篇詩、文以記其事?？梢?，袁家當時是不缺錢的。然而，對外，袁嘉谷總是宣傳自己是出身耕讀人家，父親是在六順、石屏種地為生的。這不能不說是封建時代一個士子無奈的選擇。
生活上，袁家人也絕不鋪張，用袁嘉谷贊美七弟袁嘉璧的話說，就是：“弟走南北京，戲場足跡杳。有耳不辨聲，鶯燕等雉鷕。珍錯等粗礪，藜藿等豚(羊+兆)。有舌不辨味，百事菜根咬。”兄弟倆同車進京，同床睡覺，吃同樣的飯，訪名山名人，遠聲色犬馬，戒浮華虛名。這正是一個士子的健康形象，離商人生活頗為遙遠。
1895年，昆明修聚魁樓(袁嘉谷中經濟特科第一名后改名為狀元樓)，當時在經正書院讀書的士子們紛紛解囊，以博個好彩頭。在功德碑上，袁嘉谷因捐錢最少(五錢)，名列最后。在現存的袁嘉谷中了進士后與同科的兩名進士合影的照片上，袁嘉谷的穿著也是最樸素的，以至羅養(yǎng)儒先生在《記我所知集》中認為袁嘉谷是一介寒士(貧窮的讀書人)。
1902年，袁嘉谷在故宮保和殿參加殿試，題目就是《周禮農工商諸政各有專官論》。文中，袁嘉谷認為漢代的重農抑商政策有些過激，認為：“商之交萬國，同萬變，達人情，審器用，可以濟農工之窮，可以導農工之識。”極力為商人辯護。
雖然袁嘉谷出身于商，成名于經濟(經世濟用)，周圍來往的也是官宦和商人，商和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他更多地牢記自己是經學出身，嚴守漢唐傳下來的儒家傳統(tǒng)，不為利謀，亦不為家人的商品、商號作鼓吹。哪怕是辛亥革了朝廷的命，袁嘉谷也丟了官，他也不改變這種信念。對于親朋好友的請求實在沒法拒絕的時候，他就寫慈善，用他的太史曲筆，傳播散財濟世的好人好事。這就是他文人的氣節(jié)。
在袁嘉谷文集中，我只找到他1907年寫的一首與普洱茶有關的詩：全詩如下：
伍叔葆前輩贈梅，以茶報之
計別家山已七年，山南花事夢如煙。
何當共訂羅浮約，日暖風輕笠屐天。
瓊瑤言報愧非才，九市歌聲匝地哀。
只有故鄉(xiāng)心一片，普山茶味睡鄉(xiāng)來。
離家已經七年，思鄉(xiāng)之情無日不在，而沉淀在思鄉(xiāng)之情深處的，除了親人，除了鄉(xiāng)音，還有就是從小就習慣了的普洱茶的味道。
從這首詩里我們可以分析出，袁嘉谷雖然不為乾利貞做軟廣告，但他還是離不了自幼伴他成長的普洱茶，無論走到哪里，他會把自家的茶作為應酬的禮品，送給同僚們。
袁嘉谷的這種情感，在他老師陳榮昌的詞里也有表現：
荼瓶兒普洱茶
龍井春芽新拜惠，泛花乳，冰甌親試。
舌本香真異，雨前尖嫩，略帶輕浮氣。
兩漢文章，醇厚責，自標舉，為吾茶例。
舊愜休拋棄，苦甘嘗遍，愛是家鄉(xiāng)味。
雖然袁嘉谷的詩、文、銘、表等文章里不提商，不提普洱茶，但生活里，他又無法跟商界、茶界脫離干系。除了前面我們提到的以外，筆者還查證到，袁嘉谷的長子袁丕元娶了云南首富王鴻圖的女兒(錢王王熾的孫女)，王鴻圖家除經營錢莊、鐵路、電燈等業(yè)務外，也在武漢、敘府(今宜賓)等地設有茶棧，經營茶葉轉運和批發(fā)。筆者曾在《從大清到中茶》一書中涉及過王家和普洱茶的關系。由于袁嘉谷的其他幾個兒子都在做官或讀書，據我的推測，袁嘉谷所應得的乾利貞號的股份和袁嘉言所擁有的乾利貞號的股份應該都是由袁丕元所繼承。
我們再看袁嘉谷父子和云南中國茶葉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的淵源。1910年袁嘉谷出任浙江最高教育長官——提學使。為了處置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的罷課風潮，挽留教務長許壽棠、教師魯迅、夏丐尊等人，他罷掉了學堂監(jiān)督夏震武的官，由自己兼任。當時，學堂里有一個叫鄭鶴春的學生，十多年后，他成了一個著名學者，中國文獻學的創(chuàng)始人。1928年，鄭鶴春以學生的身份為袁嘉谷的《臥雪堂詩集》寫了跋。
1938年，鄭鶴春來云南考察茶業(yè)，并于同年12月任新成立的云南中國茶葉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茶葉進出口公司的前身)經理。此時，袁嘉谷的次子袁丕佑和三子袁丕濟同在云南省政府為官，袁丕佑為省政府秘書長，袁丕濟為云南省經濟委員會委員，茶業(yè)是他主管的項目。云南中國茶葉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的創(chuàng)立，袁家兩兄弟多有參與，很多文件都是他們起草和簽署的。1942年，袁嘉谷最小的女兒袁玉芬的公公，也就是袁嘉谷的親家莊永華，當選第三屆云南中茶公司董事會董事，代表云南省方面行使富四記100股股權。另外，莊永華的堂妹嫁給了李劍卿，后者經營著1918年創(chuàng)建的大茶行——公益茶行?？梢娫喂燃遗c云南中國茶葉公司的淵源是多方面的。
袁嘉谷雖然沒有直接經營茶業(yè)，但他在各地為官和賦閑的時候，間接地為推廣普洱茶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和他的家族，不但光大了宋聘號、乾利貞號兩個著名品牌，領導了石屏的茶葉行業(yè)，同時，也用文化涵養(yǎng)了云南的普洱茶，這種涵養(yǎng)，經過天地聚香、歲月醇化之后，終將推動普洱茶的蓬勃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