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起源于中國，普及于世界，現在已經是一種世界性的生活文化，是個民族人民聰明智慧的結晶。從關于茶的明確記載上看，中國最早出現在東漢王褒的《僮約》里。日本最早的飲茶史料是弘法大師空海著于弘仁五年（813年）閏七月八日的《獻梵字及雜文表》。歐洲最早出現在16世紀的航海日記里。與中國相比，日本相差了近800年，歐洲相差了1500余年。從接受飲茶習俗上看，中國完成于3世紀，日本完成于12世紀，英國完成于17世紀，同樣與中國相比，日本相差了9個世紀，英國相差了12、3個世紀。盡管在時間上有如此大的區(qū)別，各國的茶文化仍然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提倡飲茶的社會基礎相似就是中英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晉代，茶作為酒的對抗性飲料而被提倡，酗酒之風的盛行程度關系到宣傳飲茶的力度。魏晉是繼商代之后的又一個酗酒成為社會問題的時代，說起竹林七賢飲酒恐怕是最容易聯想的共同點之一，每個人都有關于酒的逸聞傳世，最早研究魏晉風度（風流）的魯迅也把酒作為著重探討的內容之一，著有《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如果說竹林七賢酗酒尚有難言之隱的話，后代則多是把酗酒作為窮奢極欲的媒介。用王薈的話來說就是“酒正自引人箸勝地”。在由酒引入的“勝地”里，奢侈荒淫、無社會責任感與之相表里，更為嚴重的是這些在正常的社會中不被認可的行為、風尚在當時反而可以得到高度評價。下面先看一個實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蛑^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桮酒！”
阮籍以醉逃避殘酷的政治傾軋，由此留給后人酗酒的印象。而張翰在西晉滅亡時逃亡到了江東，之后一如既往不顧民族國家安危，放蕩不羈，在酒里尋求寄托。把這樣一個人稱之為“江東的阮籍”，實在是對阮籍的誤解乃至污蔑。而《文士傳》卻作了如下的評價：“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曠達”為當時人所推崇，可以說是最高的評價。
同樣，名士畢卓“太興（318-321年）中，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因酗酒而不理政事不僅不會受到上司的處罰，社會的批評，反而成為自我標榜、攫取名譽的手段。難怪王恭說：“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更有甚者，連負責保家衛(wèi)國的將軍也在醉生夢死。
永嘉三年（309年），（山簡）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軍事、假節(jié)，鎮(zhèn)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yōu)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
面對內憂外患，務實的呼聲日漸高漲，桓溫就是這樣的官僚。他在標榜自己“性儉”時選擇了茶，也可以說是社會輿論以茶為依據給他“性儉”的評價：“溫性儉，每宴惟下七奠木半茶果而已。”在這種社會背景之下，形成了茶的儉德。下面陸納、陸俶叔侄的史料直接反映了用茶對抗酒以分清濁的社會心態(tài)：
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饈畢具?？土T，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yè)邪。”于是杖之四十。
茶在歐洲普及時同樣是作為酒的對立面而存在，而酒之在歐洲不僅是嗜好品，而且是營養(yǎng)豐富的日常飲品，屬于糧食的一部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頻繁地接觸酒，因此酒的攝取量以及頻度較之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中世紀的歐洲節(jié)日特別多，1660年的法國巴黎有103個節(jié)日，這些節(jié)日為聚飲提供了最佳機會。在禮儀性的酒桌上不存在逃避對等飲酒的正當理由，更何況中途退場也是不名譽的事，這些飲酒規(guī)則與心理加劇了酗酒程度。在17世紀的清教徒主義的英國有這樣的紀錄：
過去工匠、傭工們從早上就開始喝淡啤酒、啤酒、葡萄酒，精神恍惚，無法認真工作，現在正在習慣這種確保活躍思考的市民飲料。
這里的所謂確?；钴S思考的市民飲料是指咖啡，咖啡、茶、巧克力幾乎同時傳到歐洲，咖啡的普及程度一度領先，不過茶最終在英國成了民族飲料。由此酒逐漸成了酩酊、無能、懶惰的象征，而茶等非酒精飲料則代表了理性與效率。沃爾夫岡·希弗爾布施在總結咖啡如何“取代”酒時說：
在16世紀，從根本上改變飲酒習慣的時機尚未成熟，要把“酒鬼”拋入地獄，還需要清教徒的意識形態(tài)。另外還不具備使之成為可能的物質基礎。這里所謂的物質基礎首先是在一定程度上發(fā)達的社會和經濟條件，由工作性質出發(fā)的制約的增強，勞動紀律的強化；另外就是取代原有飲料的新型飲料的出現。沒有新的東西，舊的東西就不可能退出。而且這種替代品必須具備嶄新的魅力，就是說必須有適當的新嗜好。能夠滿足這些條件的熱飲料終于在17世紀的歐洲出現了，這就是咖啡。
茶與咖啡的作用在各方面都是同等的。另外需要補充強調的是，酒精飲料與非酒精飲料性質迥異，所以不可能完全取而代之。這里所說的取代僅僅是咖啡部分地取代酒的機能，比如作為工作前或工作間歇的飲料。事實上，這才是最佳組合，因為只有這樣才有滿足不同生理與心理需要的飲料以供挑選?，F代藥理學認為，茶對中樞神經系統(tǒng)有明顯的興奮作用，可以加快大腦皮質的傳遞過程，由此增進思維，提高記憶力，集中注意力，振奮精神，消除疲勞。類似的認識在迪富爾的《關于咖啡、茶、巧克力的新奇論考》里已經反映出來，如：
咖啡和茶都是苦的、在允許的范圍內盡量熱飲的飲料。喜好咖啡遠遠超過茶。
茶里有兩種成分，一種是氣態(tài)的、精神的，散發(fā)著甘甜而感覺舒適的香味。另一種是固態(tài)的、現實的，呈苦澀味。
因為茶是作用于精神的飲料，所以對全身都有效力。
茶能阻止睡眠，對頭痛也有療效。
歐洲也許有與茶一樣的藥草，應該尋找。
茶能增強記憶力，使精神堅強而淳清。茶使頭腦靈活。
經常喝茶的中國人精神、纖細、聰明。
產業(yè)革命帶來了以鐘表為基準的客觀嚴格的均等、規(guī)則觀念，勞動觀、生活觀煥然一新。從茶的這些藥理學特性上看，它完全適合新時代的要求。
同樣，茶對于唐宋文化的高度發(fā)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唐宋文學、哲學的發(fā)達要求高度的理性思考，在魏晉南北朝形成的飲茶習俗正好為其提供了保障?；蛟S有人以“李白斗酒詩百篇”為根據否定茶對于文學尤其是詩詞創(chuàng)作所起的巨大作用。殊不知酒可以刺激靈感迸發(fā)，但是如果沒有茶的調節(jié)，由酒刺激起來的靈感，缺乏理性的思考推敲，必將夭折在單純的刺激里。因性質不同，茶與酒，或者說非酒精類飲料與酒精類飲料將永遠共存，如果沒有宗教或生理的排斥，可以說是缺一不可。
既然東西方提倡飲茶的社會基礎相同，其茶文化精神也應該是一致的。自從陸羽在《茶經》里總結說茶是擁有“精行儉德”品格的人的飲料，關于茶的文化精神的研究便成為中國與日本的茶文化研究的一個熱點。瀧口明子在繼承布目潮沨等的研究成果，認為日本茶道精神對于中國茶文化的儉德一脈相承的同時，進而主張歐洲茶文化與之迥異：
對于歐洲人來說，茶從來就是輸入品，尤其在早期，輸入量非常小，是非常昂貴的奢侈品，出發(fā)點就與儉德背道而馳。另外，在17-18世紀的歐洲，茶作為華麗的社交生活的飲料的性格非常強烈。
其實早期的日本與歐洲一樣也是茶的輸入國，價格也同樣不菲。茶具更是價值連城，較之英國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日本茶道精神的精髓是“wabi”“sabi”，可見與節(jié)儉并無絕對因果關系。中國的特點是茶的價位非常齊全，既有面對貴族官僚的高級茶，也有針對平民的普通茶。但是倡導茶的儉德的不是平民，而是文人官僚，平民所關心的是茶本身。同樣飲用普通茶并不意味著擁有儉德。更何況即便是明確倡導“精行儉德”品格的陸羽不僅不喝普通的茶，對于茶的要求之高，在世界茶史上也是少見的。單純依靠茶的價格來判斷是否存在茶的精神——儉德，是由于誤解了儉德的真實含義。社會上并不存在儉德的客觀標準，儉德固然與節(jié)儉息息相關，因為恣意揮霍的人絕對稱不上擁有儉德，但是比起物質的節(jié)儉，儉德所強調的是精神上的自我約束。茶是嗜好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從某種意義上說其本身就代表著奢侈的生活方式，要單純通過物質的茶來表現儉德，只有不飲茶。
縱觀中國與日本的茶會，雖然也有喧嘩、鋪張的例子，但是從整體來看，不屬于主流。尚沒發(fā)現歐洲以茶宣揚儉德的史料，而且從歐洲的大量有關茶會的繪畫上看，豪華的印象相當強烈。但是如果和酒宴的繪畫相比，那么茶會所給人的感覺仍然是不失高貴的親切、典雅。另外，邦特克在《茶——優(yōu)異的草藥》中尖銳譴責了當時醫(yī)生們的腐敗行為，為避免上當受騙，每一個人都應當掌握一定的醫(yī)學知識，成為自己的醫(yī)生，該書正是抱著這樣的愿望而撰寫的。雖不似陸納正面以茶為素業(yè)，卻從反面表達了對于茶的理想寄托。
茶的儉德之所以形成或者說提倡于晉代，是由酗酒、無社會責任感的社會風氣醞釀、催化而成的。伴隨著酗酒問題的解決，社會關注的熱點以及要求發(fā)生了變化，在唐代，甚至在陸羽著述《茶經》的前后，已經出現不再重視茶的儉德的端倪，后世對于飲茶更多的是作為高雅生活修養(yǎng)而被崇尚。盡管如此，也沒有與儉德背道而馳，因為比奢斗富的華貴與高雅是水火不相容的。另外現在對于儉德等茶文化精神的研究有拔高的傾向，其實制約茶會氛圍的根本因素是茶本身的化學成分以及對于人體產生的影響。茶令人清醒，不會因為飲茶而出現像酒醉那樣使人失控的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茶本身就具備了儉德——自我約束的物質屬性，是否強調與如何強調視社會需要而定。因此盡管東西方的茶文化精神在反映方式上不無差異，但是精神實質是共通的，尤其是在與酒的比較中反映得更加明顯。無論東西方，酒給人的感覺都是外向、豪爽、開放、講究排場，而茶則給人以內向、婉約、約束、注重氛圍的感覺。
中國與英國的茶文化在宏觀上有許多的共同點，但是畢竟是擁有不同文化傳統(tǒng)的民族，不可能對于茶的反應完全一致。茶文化在長江、黃河流域形成后，不斷向外傳播，首先為中華世界的少數民族接受，之后又擴大到朝鮮半島和日本等中華文化圈，伴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茶遠渡重洋傳播到了歐美，隨著生產、銷售手段的現代化，茶終于成了世界性的無酒精飲料。從文化人類學的文化傳播理論來看，任何文化在傳播過程中勢必發(fā)生一些變化，通過比較以上對于茶影響健康的研究過程，可以看出中國與以英國為中心的歐洲在研究目的與方法上有著根本的不同。
在中國，對于茶從重要藥物學到流行病學的研究的過程經歷了約千年，關于茶影響健康的研究不僅在包括醫(yī)生在內的文人范圍內進行，而且研究的終極讀者也是文人。綦毋煚的否定論是在茶已經完全為中國人接受的環(huán)境下提出的，勢力微弱，跟本沒有得到廣泛的關注。之后蘇軾等對于茶的負面效益的研究，是在接受飲茶習俗的前提之下試圖作數量上的調整，事實上也是以失敗告終。就個人而言，當某人的身體狀況不適合飲茶時，醫(yī)生會建議他不要飲茶。而關于茶不適合作為中國人的飲料的認識曇花一現，不是被批駁得體無完膚，而是被無視，連接受批評的機會都沒有。
而在歐洲，贊否兩論幾乎同時出現在茶傳入歐洲不久，尚未最終確立它在飲食生活中的地位的時候。因此發(fā)生在那里的對于茶從藥理學到流行病學的研究直接關系到是否接受茶。事實上在1700年前后還是歐洲最大的咖啡消費國之一的英國，半個世紀之后咖啡的消費量已經變得微不足道，相反茶成了英國國民的飲料，以致有今日的英國紅茶文化。在英國，茶取代咖啡成為民族飲料的過程與關于茶影響健康的研究論爭正好在時間上相吻合，對于茶的正面評價的確立為英國接受茶掃清了理論上、心理上的障礙，這就是發(fā)生在歐洲，尤其是英國的關于茶影響健康的研究的意義所在。
歐洲研究茶的終極讀者是民眾，因此邦特克專門使用荷蘭語撰寫《茶——優(yōu)異的草藥》，以便普通民眾閱讀。當時學術論文必須使用拉丁語，世界上第一位“茶博士”、英國人萊特松向在荷蘭的大學提交的學位論文《茶的性質的研究》就是用拉丁語寫的。贊否兩論都竭力爭取女性的支持更是中國所沒有的現象，萊特松的兩版茶論都強調是“給兩位夫人的”。茶的家庭色彩非常強烈，女性主持家政，茶會上沏茶的角色是由女主人扮演的，一家的女主人是否飲茶直接關系到整個家庭，而事實上女性積極地追求飲茶時尚，因此受到飲茶否定論者的尖銳批評，并以影響女性最關心的美容為要挾。
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在進行茶的藥理學研究時有中國的研究作為基礎，漢韋在批評杜霍爾德時就說他，單純轉述中國人的看法，沒有自己的實驗根據的指責，由此還反映了他們重視實驗方法。鑒別事物真?zhèn)伪仨毥涍^實驗的考察，這是歐洲近代科學的基本認識，滲透在普通民眾的思考方式里。1730年肖特出版了《茶論——根據大量的新實驗解明茶的本質和各種特性，基于哲學原理說明茶對于不同體質的人所給與的各種影響。附錄：茶的博物學，以及檢測在茶的制造工程中被使用的不應有的添加劑?？疾煅筇K草（sage）湯液的效能，以及同樣的食物并不一定適合所有體質的人的理由》。從長長的副標題可以看出內容梗概和方法論特征，尤其強調使用當時重要的實驗方法“燃燒法”，從各種茶的浸出液分析茶的成分，對于飲茶的利弊做公正的判斷。萊特松在《茶的博物志——茶的醫(yī)學性質以及對于人體的影響》中，通過實驗證明了茶具有防腐、收斂性質，以及通過芳香成分起鎮(zhèn)靜、松弛作用。
近2、30年來，中國再次提出重建茶文化的愿望，并且作了切實的努力。以健康、高雅相號召，似乎反映了社會各界對于文明古國的中國在現代生活中嚴重缺乏文化素養(yǎng)的反省。其實，健康與高雅自古以來就被世界各民族共同強調推崇，成為各時代、各國家茶文化的共同特征，但是在方法上卻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歷史的經驗將為我們尋求建設現在中國茶文化的方法提供借鑒。